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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，为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会（美部会）所差派。先后在广州、澳门、上海从事文字宣教达3 0年之久。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英文期刊《中国丛报》；参与翻译中文圣经，并先后参与创立了中国益智会、马礼逊教育协会、中国医药传道会，以及上海裨文女校等。他也可说是美国第一位“中国问题专家”。
1801年4月22日，裨治文出生于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贝勒彻尔镇(Belchertown) 一个农民家庭，其父母皆为美国公理会教会的信徒。由 于家境贫寒，裨治文课余时间还要帮助父亲耕种田地。13岁时，在一次布道大会上，裨治文悔改归主。不久进入安赫斯特学院(Amherst College)读书。在学期间，他有机会阅读到一些关于海外宣教的杂志，使他对海外宣教有了初步的了解，遂萌发出献身作宣教士的念头。
1826年，裨治文进入安多弗神学院 (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) 深造。神学毕业后，于1829年9月，他成为美国公理会海 外传道会（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）的宣教士，接受差遣前往中国宣教。同年10月6日，裨治文被按立为牧师。面对那不可知的宣教工场的挑战，裨治文所属教会的牧师寇曼 (Lyman Coleman) 鼓励他要“ 高声地向成千上万已被偶像蒙蔽了心眼的中国人传福音，让他们得闻救恩的乐歌”。
促成美部会差派宣教士到中国的关键人物是英国宣教士马礼逊（Robert Morrison）和美国基督徒商人奥利芬（David W. C. Olyphant）。奥氏是一位信仰虔诚的基督徒，曾在梅森的纽约教会担任长老。1820年来华经商；1827年在广州成立自己的公司，名为“Olyphant & Company”。他与马礼逊关係密切，积极协助马礼逊在华宣教工作。1827年11月，马礼逊与奥利芬决定联手促成美国在华宣教事业，同时分别致函美部会请求建立中国传教团。奥利芬在信中具体要求派两名传教士来，分别向中国人及来华外国船只上的水手传福音。他们的请求得到肯定的回应，美部会派遣的裨治文与代表美国海员之友协会（American Seaman’s Friend Society）的雅裨理（David Abeel）于1829年10月14日搭乘“罗马号”(Roman)从纽约启程前往中国。在旅程中，裨治文记下这样一句话：“ 我虽然很渺小，但我的行 为将会影响许多人，甚至影响整个中国”。
经过三个多月的海上航行，裨治文等人于1830年1月22日抵达澳门，受到当时在华仅有的两位基督教宣教士马礼逊夫妇的热烈欢迎。那时，他们已在澳门和广州两地开荒工作了23年之久。这对初出茅庐的裨治文来说，实在是很大的鼓舞。
同年2月25日，裨治文转往广州。在美国租界内找到合适的房子居住后，即投入工作。他首先在马礼逊所创的一所小教会里做牧师，向租界内居住或工作的外国人传福音，同时开始学习中文。他视马礼逊为前辈，非常尊重他。在马礼逊的帮助和指导下，他度过学习中文、认识中国及适应生活的初期阶段。裨治文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宣教士，他不仅有奉献的精神和事奉的热诚，更知道语言和文化对宣教工作之重要。他经常找机会与在租界内工作的中国人聊天，藉此操练中文会话。有时甚至冒着被捕的危险，向他们传讲福音。如是经过一年多时间，裨治文的中文有了显着的进步。除语言学习外，他还注重对中国文化、宗教及习俗之研究，为的是“将人的思想夺回，使它都顺服基督”(林后10:5)。
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禁止其臣民与外国人来往，宣教士不得公开宣教，他们只得以文字和分发书刊的方式传播福音。奥利芬藉商务回国之机，发动纽约曼哈顿区布立克街长老教会的会众捐款，为裨治文购置一整套印刷设备交由美部会起运，于1831年12月运抵广州。1832年5月，裨治文在马礼逊和奥利芬的鼓励与支持下，创刊发行英文月刊《中国丛报》（The Chinese Repository）。目的是“ 唤起全世界基督徒对中国人灵魂觉醒之注意”。其读者主要是在中国工作的西方商人和宣教士，也供西方凡对中国有兴趣的人，以及在通商口岸能懂英文的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阅读。5月31日，创刊号问世。1832 年11月，美部会理事会秘书安德森（Rufus Anderson）赞扬说：“《中国丛报》是一份极有价值的刊物，办得非常好。我很高兴你决定让本刊进入第二年。它在美国传播关于中国的资讯并激发对你的宣教工作的兴趣，影响力很大，远超过我们期望之上”。
《中国丛报》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国的社会、文化和地理等相关知 识，也记述宣教士们在东南亚各地如新加坡、马六甲、槟城、巴达维亚等城市的宣教活动。该杂志除报导中国语言、文化、历史、艺术、典制、风俗、宗教，以及迷信等内容外， 且屡次刊文针砭时弊，力陈妇女缠足，以及吸食鸦片之危害；以致废除妇女缠足成为西方宣教士努力的目标，并卓有成效。反对鸦片的文章，则前后刊载48篇之多，其中有15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，为中国仗义执言，并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。
《中国丛报》创刊于广州，在鸦片战争期间曾一度迁至澳门和香港，战后再迁回广州。裨治文一直担任《中国丛报》的主编，直到 1847 年他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时为止。其后，由宣教士贝雅各 (James G. Bridgman) 接任，但他只做了约九个月的时间便离职。从1848年10月起，美国宣教士卫三畏（Samuel Wells Williams）接任主编职务，直到1851年12月《中国丛报》停办为止。《中国丛报》从创刊至停办前后约20年，合共出版了20大卷。安德森于 1851年7月信中说：“我认为《中国丛报》是关于现在进展中的中国宣教事业半 世纪来最有价值的资料和意见的宝库。我切盼我们所有重要的图书馆都拥有整套的本刊”。
《中国丛报》不仅激发了西方教会和基督徒对中国的宣教热忱，更成为当时西方人探索与了解中国的重要媒介，在近代中外关係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在后世则成为学者们研究1851年以前基督教在华宣教活动的主要资料来源。 裨治文不仅是美国第一位来华宣教士，也是第一位汉学家。他具有热诚的奉献精神，特别的语言天赋，以及对文化的透视力。他用中英两种文字从事着述，向中、西方介绍彼此的历史、社会与文化，从而成为中西文化的桥梁。
1838年，裨治文出版了他的中文着作《英理哥合省国志略 ) (Brief Geograph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。这不仅是一 本地理书，更介绍了美国的历史和制度，其用意在于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。此书前后经过两次修订: 第一次 在1846年，书名改为《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》，在广州出版；另一次则在1862 年，书名再次更名为《联邦志略》 (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)，在上海再版。
1841年，裨治文用英文写就《广东方言撮要》 (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)，在澳门问世。此书详细描述了中国人在文艺、科技和生活等各方面情况。这部巨作面世当年，美国纽约大学 (University of New York) 为表彰裨治文在中、美文化交流上所作出的贡献，特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 (Doctor of Divinity)学位。
裨治文其他中文着述还有《真假两岐论》、《永福之道》、《复活要旨》、《灵生诠言》和《耶稣独为救主论》等书。此外，裨治文亦将中国的《孝经》翻译为英文。
1847年以后，裨治文移居上海，参与圣经的翻译工作，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为止。他曾先后参与三部中文圣经的翻译工作，第一部 是《新遗诏书》，该译本基本上是从马礼逊的《神天圣书》修订而成的 。 1834年，在马礼逊逝世后不久，裨治文便开始与麦都思（Walter H. Medhurst ）、郭实腊 (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) 和马儒汉 (John R. Morrison) 三人合作，着手进行马礼逊译本《神天圣书》的修订工作。1837年，名为《新遗诏书》的新约圣经在巴达维亚出版。
1843年8至9月，西方各基督教差会的代表在香港举行宣教士译经大会，商讨出版一部“不仅为各差会共同认可，亦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圣经译本”。裨治文与波乃耶(Dyer Ball)二人，以美国公理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。大会决定对《新遗诏书》再次修订，并且重新翻译旧约。裨治文作为广州/香港传教区的翻译委员，被委派加入专责小组，与宣教士怜为仁 (William Dean)一起处理某些圣经专有名词的翻译。
1851年，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 (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) 的宣教士克陛存 (Michael S. Culbertson) 合作，翻译旧约圣经，同时参与《委办译本》新约的修订工作。1859年，在美国圣经公会的资助下， 修订后的新约圣经正式出版。1863年，《裨治文/克陛存旧约译本》以四册本的方式面世。可惜的是，裨治文和克陛存都没能看到此译本的出版，因为他们已分别于1861年和1862年去世。
裨治文在其最后岁月里，还曾致力于将新约的历史书卷翻译为官话。可惜，该官话译本不知何故，未能传于后世，只能从其他宣教士的书信中，得知裨治文确曾从事这项译事。1861年12月，在裨治文逝世后不久，美国公理会宣教士白汉理 (Henry Blodget) 曾写信给他的差会说 :“裨治文博士最近写信给我，说他有六、七年的时间是常常忙于预备一部《四福音》和《使徒行传》的官话口语译本。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所遗留下来的这部分圣经的手稿”。此外，美国宣教士丁韪良 (Willi am A. P. Martin)在其1864年7月30日写给美国圣经公会的信中，也曾提到裨治文的这部官话译本，是他与克陛存合作翻译的。
裨治文来华之初，在其头脑中，中国人只是一个“简单、落后和无知的拜偶像的民族”。但自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，他所面对的异文化所带来的冲击，使他的世界观得以改变。他开始明白“ 这是一场对抗无知的现代化战争，决胜关键不仅是在于获得属灵的真理，也在于获得属世的知识”。同时他相信“ 教育是上帝用来提升人类心灵和解救人类脱离惩罚的一种方法”。这些观念上的改变，促使裨治文努力去协调中、西 文化之间的差异。
在裨治文和荷兰传道会 (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)宣教士郭实腊的推动与主导下， 1834年11月，一个为促进华人认识西方文化的组织“中国益智会”(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) 在广州正式成立。他们的目标是“希望藉着和平的手段，促使中国不论是在商业、西方文化或基督教信仰方面，全方位对外开放”。他们决意“以智慧作为炮火”，让中国人不仅可以接触到“现代的发现和发明所产生的最丰富的果实”，还可以认识西方国家的历史和国情。
中国益智会的主要工作是出版和推广中文书刊，藉此“开启华人的思想领域”。除裨治文外，郭实腊和马儒汉等宣教士，都有份参与撰写文稿的工作。美国商人奥利芬，英国商人麦雅各(James Matheson)和佐威廉(William Jardine)等人，都曾先后出任该会的会长 , 他们同时也是经济上最主要的支持者。在鸦片战争爆发前，中国益智会已出版了七种刊物，向中国读者详细介绍“那在中国以外、正在改变中的世界”。 后来，中国益智会亦在新加坡设立坚夏书院，出版中西书刊；同时承办郭实腊主编的杂志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》(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) 。
1835年1月，即马礼逊逝世后半年，裨治文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汉，以及一些在广州的欧、美商人，组成一个临时委员会，筹备成立 “马礼逊教育协会”(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) 和草拟章则等事宜，裨治文担任该临时委员会的召集人和书记。1836年9月28日，“马礼逊教育协会”正式成立，裨治文被选为理事会执行秘书。他在成立典礼上致词时说：为要完成马礼逊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未竟之愿，该组织要在中国“兴办西式教育事业”，因为当“教育在中国普及化之后，全中国的人民将会受益，而我们的传教事业最终也会成功”。从中可见该会宗旨之一斑。
1839年11月4日，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府“马礼逊纪念学校”(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) 在澳门正式开学。第一期学生共有六人，皆为寄宿生。他们的学费、书费和食宿费等，均由马礼逊教育协会全额提供。校长为撒母耳·布朗 (Samuel Brown)，他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，且在纽约已有多年执教经验。他的新婚妻子来华前也是一位教师，她愿意与丈夫同心负起领导学校之责。马礼逊纪念学校以英语授课的科目有地理、历史、算术、代数、几何、生物、化学、音乐和初级机械原理等，当然还设有圣经课程。该校学生虽因不习八股文章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，但他们毕业后可进入香港的洋行充当买办或译员。
1845年9月，马礼逊教育协会举行第七届年会，裨治文被选为会长。翌年，布朗校长藉陪伴妻子返回美国养病之机，带同容闳、黄宽和黄胜等三人前往美国麻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（Monson Academy）进修。其中除黄胜因水土不服，生病辍学回国外，容闳与黄宽两位均于两年后从芒松学校毕业。容闳继续前往耶鲁大学深造，而黄宽则前往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。黄宽苦读七年后回国，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国外获得医学博士荣衔的西医。他先后在香港的伦敦会医院、广州的惠爱医院，以及博济医院服务，并于1867年担任博济医院代理院长。容闳毕业回国后致力于推动留美教育，“期盼政府能派遣留学生到美国读书，以便学成后能改造中国，振兴国运”。经过了十七年的努力，满清政府终于在1871年接纳了容闳的建议，派遣120名中国幼童，分二批到美国留学，容闳则被聘为留美学生监督。十九世纪后，容闳更成为了中国着名的改革家和教育家。
1847年6月，由于裨治文迁居上海从事译经工作，而马儒汉于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病故，再加上其他理事们皆私务缠身，因此在举行过第十届年会后，马礼逊教育协会便自动解散，而马礼逊纪念学校也从此停办。
裨治文携妻伊莉莎 (Eliza Jane Gillett Bridgman)移居上海第二年， 即创立“上海文学与科学会”，每月召集学人聚会交流，并印行学报。不久，该会更名为“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”(North -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)，裨治文自任会长。
1850年4月，裨治文与夫人在上海创办了裨文女塾 ( Bridgman Memorial School for Girls)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，开中国女子教育之先河。“宋氏三姐妹”的母亲倪桂珍就是从该校毕业的。1881年，由于美国公理会与美国基督教女公会 (women'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) 之间发生分歧与冲突，裨文女校的部分师生转到美国圣公会所办的圣玛利亚女校 (St. Mary Girls’School) ，而裨文女校则被美国基督教女公会接管。1931年，该校以“裨文女子中学”之名向上海教育局注册立桉；1953年，中国政府予以接管，改名为“上海市第九女子中学”；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取消女中，再次更名为“上海市第九中学”。
1838年2月，裨治文联同美国公理会的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(Peter Parker) ，以及宣教士郭雷枢 (Thomas R. Colledge) 等人，在广州发起组织“中国医药传道会”(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)。该会成立的目的，旨在“ 呼吁欧美各国差会派遣更多医生来华，藉行医和开设医院推广福音工作”。当时参加成立典礼的有十多人，裨治文被公推为副主席。该会在联系早期医疗宣教士方面，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雒魏林（William Lockhart）、合信（Benjamin Hobson）和麦嘉缔（D. B. McCaetee）等在中国教会史和医学史上重要的医疗宣教士，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传道会的成员。
广州履任钦差大臣，颁令外商禁止贩卖鸦片。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，为要瞭解西方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历史和风俗等情况，林则徐特意聘用了四位华人为他翻译外国书刊，并为他作传译，其中一位就是梁发的儿子梁进德。通过阅读，林则徐始知裨治文，并很想与他结交并使用他。由于梁进德是裨治文的学生，所以林则徐曾派梁进德走访当时仍在澳门的裨治文，请他前往广州相叙，以及协助林则徐把一份照会交给当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 (Charles Elliot)，并请义律转呈英女皇，期盼英女皇禁止种植罂粟，使鸦片商人无法毒害中国人民。裨治文虽然婉拒了林则徐的这项要求，但这份照会的全文则一字不漏地登载于1839年5月的《中国丛报》。裨治文还在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 : “我们要告发英国，因她带头从事鸦片贸易。这个号称是开明的、跟从基督的国家，竟给尚陷在黑暗中、信奉异教的中国种植和生产有害的东西，且以此（鸦片贸易）补充她的国库。这展示了最奇怪的道德颠倒。我们深信，这个以善行和信仰原则作为基础的基督教国家，将会为她自己所做的事情——相对地与她当有的责任和荣誉不符的事情——遭受长期的苦楚。（英国政府）在一个异教的政府面前行事如此没有原则，这只会使他们（中国人）在反抗基督徒时落入 不道德的试探中”。
1839年6月3日，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，在虎门销毁。 裨治文是应邀前往现场观看销烟的西方人士之一。在林则徐呈送道光皇帝的奏折中，如此提及裨治文等人的出席 : “臣等钦遵谕旨，将夷船缴到烟土二万余箱，在粤销毁。… … 其远近民人来厂观看者，无不肃然怀畏。并有咪唎坚之夷商经（King）与别治文（即裨治文）、弁逊（Benson）等，携带眷口，由澳门乘坐三板向沙角守口之水师提标游击羊英科迁禀，求许入栅瞻视……”。裨治文也将林则徐在销烟现场所说的话，登录在《中国丛报》上，其中有云 :“凡经营正当之贸易与夹带鸦片之恶行确无牵涉之船只，应给予特别优待，不受任何连累。凡从事私售鸦片之船只，必严加查究，从重处罚，决不宽容。总而言之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善者不必挂虑，如常互市，必无阻挠。至于恶者，惟有及早离恶从善，不存痴想”。
此外，裨治文也不时在《中国丛报》上撰文支持林则徐的禁烟运动。而在裨治文的巨著《广东方言撮要》的第六章中，他更将林则徐颁布的禁烟令全文登载出来，可见他对林则徐的禁烟之举是积极支持的。
1844年7月5日，中美双方谈判，清廷方面的代表为耆英和潘仕成；美方代表是特使顾盛 (Caleb Cushing)，而裨治文与卫三畏虽则担任顾盛的译员，参与条约的拟定与翻译工作，结果是“中美望厦条约”的签订。其中第十七条款规定，基督教可在五个开放口岸设立礼拜堂并传道。有论者认为该条款得以纳入此条约中，与裨治文等人在中国民间所作出的贡献，以及他们与满清官员之间的交情不无关係。由于耆英和潘仕成两人，以及潘仕成的父母家人，皆为美国医疗宣教士伯驾医生的病人，通过接触与交往，他们对西方宣教士很有好感。因此，当美方争取在中国的传教权益时，耆英和潘仕成并没有提出反对，而且在他们呈交道光皇帝的奏摺中，也没有提出强烈的反对理由。故有论者认为，这些与裨治文在早前支持清廷禁烟，与满清官员建立一定程度上的相互了解有间接的关系。
1852年2月3日，裨治文因病无法继续工作，所以在妻子伊莉莎的陪同下，乘搭“野鸽号”(Wild Pigeon)轮船离开中国，6月16日抵达纽约。这是他们在华工作三十年中，仅有的一次休假。在美国逗留期间，裨治文无法忘怀在中国的事业。因此，他只在自己的家乡住了短短四个月的时间，便于同年10月12日离开美国，于翌年的5月3日抵达上海。随即投入到译经、写作、学术及外交等工作。1854年5月，裨治文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，回上海后发表《调查报告》，否定太平天国。
1861年9月，裨治文罹患痢疾，以致10月举行的皇家亚洲学会会议，他都不能出席。延至11月2日，终因不治而在上海家中逝世，终年 60岁。自其神学毕业应召来华，历时30年之久。他的突然离世，令人深感震惊。其挚友卫三畏从澳门写信给伊莉莎说：“当我细读你寄来的几封信，以及勃朗博士在裨治文博士逝世前数天对他的情况所作的描述时，那有关过去的种种回忆，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。裨治文与你，每一天都在我的心裡。他是我亲爱的朋友——为他的存在，我有很多感恩的理由。我也盼望有一天能够永远与他在一起享受上帝。……他那不屈不挠的坚忍和那恆久不变的爱心，时常鞭策着我，要我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”。裨冶文逝世后，伊莉莎返回美国一段时间。1864年，伊莉莎在北京灯市口创办了贝满女校，以纪念亡夫裨治文。1945年时名为“私立贝满女子中学”。1950年代之后，该校先后更名为“五一女中”、“北京市第十二女子中学”；现为北京166中学。贝满女中为中国培育出许多英才，原卫生部部长李德全、作家谢冰心、原上海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等人，皆出自贝满女中。伊莉莎于1871年10月去世，享年66岁。
斯人去矣，但裨治文在世时为中国社会和人民所作出的贡献，为后人所记念。他不仅把基督福音之光带到中国，也以真理和科学启迪了中国社会。他一生正如其名，注重“治文”，不愧为沟通中西方文化的“搭桥人”（Bridge-Man）。
载自：《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》 http://www.bdcconline.net/zh-hans/stories/by-person/b/bi-zhiwen.ph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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